卡尔•施米特的作品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可分割：人们会永远记得他与1930年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关联，记得他曾以论主权、政治和法律的写作为威权政府提供辩护。 然而，施米特的思想也切中了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如今广大学者越来越多地转向施米特，借助他来理解“9.11”之后这个“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摩尼教式的世界，理解那些似乎处于法律机制之外的例外空间，理解关于1989年之后的单极世界的论争。 本书中，熟悉施米特空间思想的地理学家和施米特专家们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施米特1950年的名著《大地的法》。论题涉及敌意与战争，空间的开创，福柯和阿甘本的作品，以及施米特这位因反犹主义和纳粹背景而背上恶名的思想者是否具有再利用的价值等等。

卡尔•施米特的作品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可分割：人们会永远记得他与1930年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关联，记得他曾以论主权、政治和法律的写作为威权政府提供辩护。 然而，施米特的思想也切中了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如今广大学者越来越多地转向施米特，借助他来理解“9.11”之后这个“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摩尼教式的世界，理解那些似乎处于法律机制之外的例外空间，理解关于1989年之后的单极世界的论争。 本书中，熟悉施米特空间思想的地理学家和施米特专家们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施米特1950年的名著《大地的法》。论题涉及敌意与战争，空间的开创，福柯和阿甘本的作品，以及施米特这位因反犹主义和纳粹背景而背上恶名的思想者是否具有再利用的价值等等。

大地承诺了和平，只有新的大地法思想可以实现和平；20世纪极具争议政治思想家、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再次聚焦人间此在的基本秩序，力图发现大地的丰富意义；汉语学界期盼已久的公法论著，首度中译。《大地的法》是施米特在国际法方面的重要论著，表明施米特已经从战后聆讯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在“二战”期间开始思考的现代性问题，完整地提出了“大地的法”这一概念，与《宪法学说》合璧，形成施米特完整的公法理论。

施米特和云格尔1930年在柏林相识，二人是作家又以律师出名，成为当时的思想先驱。他们以精彩的文笔分析现状，产生了巨大影响。云格尔的语言别具一格，施米特先赞成魏玛体制后又倒向纳粹，成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而云格尔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则对纳粹进行有距离的批判。本书收集了426封书信，反映出当时文学、思想、精神史方向的真实历史，二人的书信是历史的证言，是具有文学史、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文献。

施米特和云格尔1930年在柏林相识，二人是作家又以律师出名，成为当时的思想先驱。他们以精彩的文笔分析现状，产生了巨大影响。云格尔的语言别具一格，施米特先赞成魏玛体制后又倒向纳粹，成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而云格尔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则对纳粹进行有距离的批判。本书收集了426封书信，反映出当时文学、思想、精神史方向的真实历史，二人的书信是历史的证言，是具有文学史、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文献。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一书是现存的唯一一部这样的地理学著作：它范围最广泛、内容最全面地描述了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整个古代西方世界。他认为地理学应包括数理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两大部分：前者以天文学和数学为基础，后者研究地表和大气圈的自然现象。他指出要很好地认识地理学，必须掌握有关天文学、数学、大地测量学和地理学史等基础科学知识。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是西方古代地理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全书共17卷，前2卷为绪论。在绪论部分，他追溯地理学的源头，捍卫荷马在地理学史上的奠基地位,论证他重新论述地理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探过了《地理学》的目的、效用及服务对象，提出了地理学家的主要任务、主要关注点，论述了他所考察的对象、资料来源和创作原则。第三至第十七卷，他分论当时西方人已知的世界各地区，内容包括各地的自然特征、地理沿革、道路里程、居民及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神话故事，物产，经这状况，城市和政治组织等内容，第二至第十卷论术欧洲的地理，其中主要是西班牙、高卢、不列颠、意大利、日耳曼、西徐亚、巴尔干等地区的地理状况;第十-至第十六卷描述了小亚细亚、印度、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阿拉伯的地理状况:第十七卷论述了埃及、埃塞俄比亚、迦太基和利比亚的地理状况。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一书是现存的唯一一部这样的地理学著作：它范围最广泛、内容最全面地描述了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整个古代西方世界。他认为地理学应包括数理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两大部分：前者以天文学和数学为基础，后者研究地表和大气圈的自然现象。他指出要很好地认识地理学，必须掌握有关天文学、数学、大地测量学和地理学史等基础科学知识。

本书作者不仅将施米特支持者那种机会主义论题驳得体无完肤，而且指出其反犹主义在魏玛时期就已经潜在。作者将反实证主义的政治神学与克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对立起来，将犹太准则与德意志规范对立起来，与自己强制将犹太人法学家凯尔森作为攻击目标的论题一起，其背后隐藏着反犹主义的核心。

本书作者不仅将施米特支持者那种机会主义论题驳得体无完肤，而且指出其反犹主义在魏玛时期就已经潜在。作者将反实证主义的政治神学与克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对立起来，将犹太准则与德意志规范对立起来，与自己强制将犹太人法学家凯尔森作为攻击目标的论题一起，其背后隐藏着反犹主义的核心。